[15]一些传统学说将相对人区分为直接相对人与间接相对人，对应的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所称的相对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但笔者于本文中依据实定法用语不采用传统学说的分类称谓。

再次，教育是维系警民关系的良好手段。其二，对不执行行政拘留的特殊人群增设后续教育措施。

若公众不服从警察命令所确定的警察义务，可以对之施以警察处罚、警察强制等确保警察行政实效性的手段。且法规范的刚性设定及其适用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僵化弊端，加之无所不在的法律漏洞，需要法律原则的润滑与补足。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其一，行政处罚告知作为一种注重实现民主价值的行政法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现行立法的制度设定却存在着注重惩罚效率的导向，偏离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本质要求。实现预防功能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便是教育[13]，教育通过法治信息的输入和普及，有助于增强违法行为人和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自觉服从治安管理，从而有效地预防或降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发生。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得以形成的价值基础，包含着规则背后的合理性，比规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9]，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设置，传达出强烈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治安调解、行政处罚告知、听证等含有教育成分的行政法制度的设定与实施提供了价值依托，并为其他法律原则的有机嵌入提供了过程性平台的支持。《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将罚款作为主要的处罚种类，却并未考虑被处罚人无法支付罚款的情形，实务中许多情况下对罚款的执行是不了了之的，达不到的立法目的。保全规则是在法律规范存在违宪嫌疑情形下排除违宪嫌疑解释方案的解释方法，其运用过程已经包含了合宪性审查。

对于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是否合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终局的判断权。组织间关系问题主要指组织间的权责分工问题。在该案中，一、二审法院虽然并没有因为是否运用合宪性解释的差异，导致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但是否运用宪法人身自由条款解释城镇居民对裁判结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宪法涉及合宪性审查的相关条款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规定最为特殊。

从结果要件看，审查结论至少包括判断合宪和判断违宪两种可能。吕特认为民事法院判决侵犯其宪法言论自由，并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在运用合宪性解释裁决的案件中，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共同充当了司法裁判的依据。最后，从比较法层面分析，集中型合宪性审查国家具有承认普通法院部分合宪性审查权的趋势。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57页。但问题是，广义法律的解释方案会构成体系违反，不符合体系解释。

[20]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这是一个涉及法院合宪性审查权的权限范围问题，其与法院是否具有合宪性审查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二是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23]其中，后三个步骤实际上是逻辑三段论的应用，寻找规范是确定大前提，涵摄是确定小前提，宣布法律后果则是导出结论。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学界关于合宪性解释概念界定概括为保全规则独立说、保全规则排除说和保全规则合并说三种学说。[35]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该条就是一个授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以保障征收征用制度的实施条款。如果第131条中法律的概念被解释为广义的法律，则会和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普遍用法相冲突，不符合体系解释，应被排除在解释方案之外。

[25]上官丕亮教授则认为：在合宪解释中法院是适用宪法来解释相关法律条款，这时宪法的作用是解释法律，宪法只是作为解释的依据，而最终要作为裁判的依据还是法律，所以法院在判决主文部分最终援引法律依据时可以不必引用有关宪法条款，只要引用有关法律条款即可。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35]在我国宪法中，既有宪法和法律概念并用情况，也有法律概念单独使用情形。[7]保全规则合并说坚持单纯解释规则的独立性，但将保全规则并入冲突规则作为冲突规则的一种类型。从这一界定出发，合宪性审查包含了过程要件和结果要件两个构成要件。对于存在违宪疑虑的情形，法官则通过排除多种解释方案中的违宪方案确定最终的结论。

实际上，合宪性审查权具有强合宪性审查权和弱合宪性审查权的差异。[22]〔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11]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绍中民一终字第316号。例如，童之伟先生就认为法院援引宪法只能是遵守性援引而不能进行适用性援引，被引用的宪法条文或内容处在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部分，不处在‘根据宪法××条判决如下的文字或表达结构中。

相比以法就宪的合宪性解释，以宪就法的合宪性解释应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25]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26页。

由于合宪性解释对司法裁判结果的控制是通过规范控制而实现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间接控制。如果没有合宪性审查权，法院能否完成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是大打折扣的。[34]作为法律解释的第一步，广义法律说将广义法律含义纳入解释文义范围并无问题。[29]事实上，不仅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属于合宪性审查，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也有着一定的合宪性审查意味，只不过后两种合宪性解释规则中的合宪性审查程度较弱而已。

如果以合宪性解释规则三分法为基础分析，直接控制对应单纯解释规则，而间接控制对应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对此，学界已经形成一定共识。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分别从规范解释、裁判结果和法院职权三个层面揭示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分析合宪性解释规范功能、裁判功能和组织功能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联系，澄清既有认识误区，建立合宪性解释功能的理论体系，以期对合宪性解释理论和实践发展有所裨益。因此，有必要将合宪性解释情形下援引的宪法条款列为判决书的裁判依据。

这里的法律显然是指狭义的法律。依据和根据可以互换，可以容纳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

[41] 五、结语：时代变迁中的合宪性解释 尽管合宪性解释的研究从2008年兴起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余个年头，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但总体上仍有很大拓展空间。法院在合宪性解释中能够排除违宪疑虑固然好，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8]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保全规则排除说认为保全规则不属于法院可以运用的合宪性解释，而保全规则独立说和保全规则合并说则认同保全规则可以被法院所使用。

序言第13自然段赋予的法院合宪性审查权与《宪法》62条第2项和第67条第1项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完全可以兼容。[28]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

三者并非随机地或者部分地存在于不同的合宪性解释个案之中，而是同时存在于一个案件的一次合宪性解释中。由于被解释规范的抽象程度不同，合宪性解释对裁判结果的控制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

[37]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81-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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